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9世纪6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入我新疆，建立起军事殖民统治，英俄争相利用阿古柏政权作为自己分裂肢解中国领土的工具，俄国甚至在70年代初悍然出兵占领伊犁；同时美日对台湾的侵略战争也相继发生。到70年代中期，中国西北边疆与东南海防顿形紧张，边疆危机严重。清政府内部在“海防”和“塞防”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意见。李鸿章借口海防、塞防力难兼顾，公然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反对出兵收复新疆，其原因一是左宗棠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在统治集团中声望日高，淮系军阀要借此压抑他；二是李鸿章正筹备兴办北洋海军，要用海军来巩固淮系军阀也就是他自己的地位；同时，这也合于英国反对清军西征，以免它的走狗阿古柏复灭的企图。湖南巡抚王文韶等认为，沙俄威胁最大，主张“塞防”为主，以全力注重西北。左崇棠则认为海防、塞防两者并重，不可偏废。抨击李的主张是“自撤藩篱”。他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回民起义。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挺身而出，能以“边荒艰巨为己任”，不仅说明他着眼全局，目光远大，而且具有平叛乱和反侵略的双重意义，因而得到国内爱国舆论的支持。清廷权衡利弊，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3日任命他督办新疆军务，出兵西征，收复新疆。

1901年5月3日，奕匡、李鸿章电奏，各国索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清廷当日诏饬各督抚合力通筹。并为赔款事发电旨三道：一、命奕匡、李鸿章与各国议减银数，展宽年限；二、著刘坤一、张之洞悉心筹划，妥筹的款；三、令各省督抚剔除中饱，涓滴归公。
5月7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赔款问题。会后，正式向奕匡、李鸿章提出要求赔款之照会。照会称：“直到七月一日为止，列强所受损失的总额共为四亿五千万两，如果联军的占领延长到那个日期之后，这笔款项将大力增加。”“各国全权代表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正式保证他们承认对这笔款项所负的责任，并且要求他们把中国为清偿这笔债务而打算采取的财政措施通知各国全权代表。”
5月11日，奕匡、李鸿章未经朝廷同意，即照会各国公使，表示接受45000万两赔款总额，并提议自本年7月1日起，30年内还清，至1940年12月31日止，每年偿付1500万两，不计利息。
5月26日，清廷电谕奕匡、李鸿章，同意“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以便迅速撤兵”，惟望宽展年限。

1923年5月3日，美国空军的奥克利·凯利和麦克里迪中尉今天完成了第一次不停顿横贯大陆的飞行。下午12点26分他们驾驶的T—2单引擎飞机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着陆。
凯利和麦克里迪飞行了将近2800英里，到目前为止是不停顿最长距离的飞行，平均时速为100多英里，这是两位飞行员第二次试图不停顿飞越美国。
5月2日他们从长岛的亨普斯特德起飞开始了这次飞行。飞行开始后仅仅几分钟，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们的飞机电压调节器熄灭了，但是麦克里迪在凯利控制飞行时，换下了这个仪器，他们又能够继续飞行了。
这架飞机首先朝俄亥俄的代顿飞下去，下午10点15分越芝加哥上空，然后转南朝圣路易斯飞去。它在午夜飞越堪萨斯州的艾奇逊，第二天上午8点30分越过新墨西哥的圣萝莎。中午刚过它就在圣地亚哥上空出现，受到全市工厂所有笛声的欢迎。空军少校亨利·H·阿诺德在圣地亚哥的罗克韦尔机场欢迎了两位飞行员，他高兴的喊道：“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纪录与1912年的第一次从西到东横贯大陆的飞行是个鲜明的对照，当时鲍勃·福勒用151天，中间有停顿地从杰克逊维尔飞到旧金山。在此一年前，卡尔布雷斯·P·罗杰斯用49天作了一次从纽约到帕萨迪纳的旅行。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向山东济南进攻，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端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图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就借口保护侨民，把军队开进了济南，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
　　5月1日，蒋介石的军队一开进济南，日本军队就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日，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中国军民在马路上行走时，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甚至在澡堂里洗澡、在理发店里理发时，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寇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
　　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本军队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无理地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和其他17位手无寸铁的外交人员进行捆绑毒打。蔡公时虽然当即向日军说明了身份，但日军却毫不理睬，用刺刀逼迫他们跪下。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日军大怒，将他的耳朵和鼻子割去。蔡公时坚持民族气节，怒斥日军暴行，日军又将他的舌头、眼睛挖去；并对其他人也百般蹂躏。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这次“济南惨案”，日寇杀死中国军民6000多人，伤1700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的怒潮随即席卷全国。蒋军官兵对日军暴行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当时在济南城里的蒋介石置同胞死活于不顾，竟下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还击”。
　　第二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济南惨案”协定，规定南京政府负责保障日侨生命安全，日军于两个月后全部撤退。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屈服，“五·三”惨案就如此草草了结。

1938年5月3日，冀中军区成立。
1937年10月14日，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誓师抗日，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至1938年4月，相继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至此，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的冀中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并成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1日，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主任。21日，冀中共产党在安平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由黄敬任书记；5月4日，成立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和军区司令员。

１９８０年５月３日和１０日，日本登山队的加藤保男（３１岁）、尾崎隆（２７岁）和重广恒夫（３２岁），分别从珠穆朗玛峰的东北山脊和北壁两条路线上登上了地球之巅。一个队于同一时期从两条难险度都很大的路线，特别是从前人所不敢选定的北壁进发，登上珠峰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不但是日本登山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也为８０年代国际登山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以日本山岳会副会长渡边兵力教授为队长的４０位日本队员和以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富洲为首的５６位中方协作队员组成的这支团结友好的登山队，于３月６日在绒布冰川冰舌部建立了大本营。从３月９日到４月２５日，两国队员同心协力，冒着喜马拉雅春天刺骨强劲的寒风，战胜重重困难，先后建成各个营地，并把物资送了上去，按计划完成了两路突击顶峰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使日队取得成功，４月中旬王富洲从大本营来到了东北一路的前进基地，将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７５年中国队两次登珠峰的经验；８６８０米突击营地的选址和通过７５００米大风口时的应该注意的事项等，向日本队员详细地作了介绍。正如日队总队长、日本山岳会会长西堀荣三郎所说：“这次日本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能取得优异成绩是与全体中国协作人员友好献身精神的支援所分不开的，这是日中友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由于这次审判在东京进行，所以又称“东京审判”。
　　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召开会议，规定盟国驻日本最高统帅应执行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诸条款(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得以实现。随后，经过中、美、英、法、苏、荷、加、澳、新9国数次外交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日本首要战犯交由9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在印度和菲律宾也加入后，国际军事法庭便由这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布了内容基本上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相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这一宪章，由上述11国各派法官1人，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各派检察官1人，组成检察官委员会。澳大利亚代表韦勃爵士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美国律师季南担任首席检察官。同年4月25日法庭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规则》。根据《法庭宪章》规定，所有被告均可以自由选择辩护律师。事实上，各被告都由美国陆军部配置美国籍义务律师各1人。此外，各被告也自聘日本律师帮忙抗辩。在人证物证俱全之后，1946年4月29日，检察官委员会正式向法庭提出对28名战犯的公诉。起诉书共提出55条罪状，控告其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
　　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3页。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宏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岳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判处绞刑；荒木真夫、小矶国昭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年。然而由于美国的包庇，一些在侵华战争中犯有血腥罪行的日本重要战犯，仍得以逍遥法外，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的责任被减轻，天皇的责任则根本未被追究。尽管如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还是在客观上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同制裁德国纳粹分子的纽伦堡审判一样，它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宣判。

５月３日，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欧洲第一个女首相。在５月３日的英国大选中，她和她的保守党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化学家、律师，１９５９年进入议会。在首相竞选中她发誓，要建立一个“停止干预，停止为你做出决定，根据你个人的意愿而做出选择”的政府。她是一个忠实的保守党党员。她经常说：“生活本来就该是自由选择。”她许诺削减个人所得税，限制工会活动。

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台湾“教育部”宣布，即日起接受教职员工寒暑假赴大陆探亲申请。并规定，申请案一律交红十字会再转台湾“内务部入出境管理局”核办。允许探亲的人员，主要是中等以下的公立学校人员、大专院校普通教职员。而大专院校校长、独立学院院长、军警院校所有人员及受官府机构委托从事军事研究的人员都不能申请赴大陆探亲。教职员探亲以寒暑假为限，探病奔丧可随时申请，但须附病情诊断证明书或死亡证明书。而中医药研究所员工探亲可以不受寒暑假限制。

1994年5月3日，世界首例转基因水稻在安徽省合肥市问世。这是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用本所在国际上首创的离子束介导法，与安徽省农科院联合攻关多年育成的。经检验证明，其外源基因在后代中遗传。这一重大突破为定向育种开拓了新路。
专家介绍，通过有目的的基因转移，实现物种定向遗传改良，是当今生命科学研究中热门的高科技领域。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是我国热核聚变和相关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主力单位之一，这个所科研人员80年代初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离子束生物育种方法，取得一系列成果，研究范围扩展到粮、棉及微生物等很多方面。
转基因水稻是这个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导师许智宏、余增亮、吴家道等精心指导下进行的研究项目。他们用低能离子束在种子上打孔，穿破种子外皮和细胞壁，再将选定的被转移物带有已知遗传特性的基因片断，用离子束整合到种子细胞的基因组中，从而使该种子具有被转移物已有某些遗传特性。他们育出的转基因水稻，经分子水平检测及多种方法检测，证明外源基因确已存在被测水稻基因中，并且该性状能够进行遗传。
据了解，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开始大规模开展离子束育种方面的研究。

1998年5月3日是星期日，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照例向公众免费开放。参观的人群早早就在玻璃金字塔形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队，经过安全检查后陆续进入馆内参观。
绘画厅画廊，长402米。下午2时左右，一名警卫突然发现一幅法国19世纪初期画家柯洛的名画《塞夫勒的道路》被盗。他立即向警察局报警。下午3时，卢浮宫的所有出口全部被关闭，每个参观者都必须接受搜身检查后方可离开。这天来参观的人特别多，检查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下午5：30，检查工作才结束，但失窃油画仍未找到。
据卢浮宫管理人员介绍，被盗的是一幅长49厘米、宽34厘米的风景画。从现场观察结果看，盗贼使用切割器将存画的玻璃柜挖了一个洞，再用刀将画布割下取走，只留下画框。小小的一块画布塞在衣服内很难被人发现。
卢浮宫的艺术品被盗不止这一次。1995年1月，某人用同样的方法在5分钟内将一幅19世纪的油画偷走。一周以后，一块17公斤重的石雕被人盗走。几天后，馆方一个匿名电话，才在卢浮宫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把石雕找回。1997年1月6日，一块公元前4世纪所刻的希腊石碑被盗。卢浮宫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名画被盗案发生在1911年。当时，一名意大利油漆工把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偷走后带回了意大利，他声称是为了物归原主。这幅世界名画两年后被找到，并送回巴黎。
鉴于卢浮宫艺术品屡屡被盗，法国文化部1998年秋天批准了加强展厅的保安计划。目前，约有1000名人员分三班昼夜看守着这座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由于慕名而来的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太多，平时每天8000人，免费开放的星期日高达3万人，艺术品被盗事件仍防不胜防，令法国政府十分头疼。
世界肖像绘画瑰宝《蒙娜·丽莎》失窃复得后受到特别待遇。它被嵌在双层防弹玻璃罩内，两旁还有警卫。这里是卢佛宫最吸引人的地方。

１９２６年５月３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共设２５门功课。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农民运动研究会，指导调查和探讨农运实际问题。本届学员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农运工作，为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6年5月3日，英国工会发动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原由是政府取消了战后补贴使矿工工资降低而引起的。可在10多天里，有煤矿、运输和钢铁企业400万工人联合罢工。
　　在其他各工会同力支持下，矿工们坚信罢工会胜利，但公众认为工人罢工出于被迫。政府的强硬态度使许多人从中得利，自愿填补空缺。当工会委员会提出的妥协建议遭到矿工们的拒绝之后，工会委员会宣布停止罢工，其理由是没有妥协便无法达成协议。因此，100多万矿工在无人支持的情况下继续罢工。
　　5月12日，全面罢工结束。

１９８６年５月３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１架波音７４７货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这次事件促成了中国大陆和台湾３７年来首次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
　　５月３日，台湾“华航”Ｂ１９８号货机，由曼谷经香港飞返台湾。途中该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
　　同机的副驾驶员董光兴、邱明志则要求回台湾。中国民航局立即致电“华航”请其派人到北京商谈飞机、货物及２位机组人员的处理问题。
　　１３日，“华航”派遣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香港开始与中国民航洽谈。双方经４次会商达成交接协议。
　　２３日，Ｂ１９８号货机载着２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经香港返台北。
　　王锡爵，１９３０年生，原籍四川省，１９４８年进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１９４９年到台湾，后转在“中华航空公司”任职。